用“风起云涌”四字来形容此时大明发生的巨变，似乎还略有不及。

　　自从仁宗洪熙年间开始，文官们的地位就已经开始逐渐上升，直到崇祯初年所谓”众正盈朝“时，朝中甚至达到非“东林”不能独行的地步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眼尖的商户以结交为名登门拜访者更加与日俱增，支持文官们的开销和一切杂用，送到府上的银子更是几辈子都花不完。

　　这些商人或送巨额大礼，或出资金与文官日夜笙歌，有的则盯上了一些初出茅庐心智不坚的文人士子，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、紧密联合的利益团体。

　　这个团体，一个在朝堂上官官相护，为士绅提供官方的便利和好处，另一个则在地方上为非作歹为，就连一般的官府衙门都管束不及，甚至有土皇帝之称，此为官绅、财阀集团之始。

　　有些人看不懂，嘉靖和万历等许多皇帝都不是傻子，他们在位时都能看得出来这个利益团体的危害，但至今无人敢碰。

　　究其原因，正是历朝皇帝害怕动摇国本，在眼下这个南贼北虏、四处漏风的时候，更应该以稳定国内为上，怎么这昏君却反其道而行之？

　　不论这次突如其来的改革如何使人不满，士子们发现，自己根本挑不出任何毛病能用在纸面上驳斥，因为能说出来的，都是不能拿到台面上来的。

　　魏藻德致仕，新上任的内阁首辅蒋德璟与内阁立即提出整改商税、增设皇家银行、盐务司与税务司等一系列的政令。

　　这样一来，魏藻德肩上背了两年的大锅总算卸下来，甚至蒋德璟后背上的已经不是“锅”，而是一座“山”。

　　依照惯例，崇祯皇帝将其下发给群臣讨论，在朝堂群臣中“无一人言此策不可行”之后，才是勉勉强强盖章戳印，正式提出大明崇祯十九年的税收改革制度。

　　京畿一带为首先实行之地，各衙门驻军积极调动，光抓捕投入监牢的犯人就是以往数倍，等消息传到外省和江南，更是让众多财阀、官绅心惊胆颤，如坐针毡。

　　被惯出“公子病”的文官和士绅们，终于再一次见到朱家皇帝在对付贪腐与官绅结合等事上的不近人情，见识到大明朝廷强势起来的力量。

　　就算历朝都有增加商税征收力度，但自从太祖成祖两位强势的皇帝之后，还没有哪个皇帝有如此魄力，敢于改变祖宗成法，一副磨刀霍霍要将天下捋清的架势。

　　然而让一些心怀不满之人难受的是，除了一些见不得光之事以外，他们压根没有任何方法能公然与皇帝的这套改革相制约。

　　祖宗成法？别闹了，崇祯皇帝压根不管甚么“祖宗之法”，他能用上的才是“祖宗之法”，用不上的，那就和士子写在纸面上的话一样，根本起不到任何效用。

　　甚至于，这位皇帝堂而皇之把“祖宗之法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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